尚方宝剑待出鞘 金三角要敢闯敢试
2020-03-05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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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发展需优惠政策,图为广州市政府给进驻珠江新城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发放住房补贴。郭长荣 摄

今日,第二届广州金交会将盛大开幕;同日,广东省全面推进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将召开,全面部署实验区建设工作,充分发挥金融推动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重要作用。

去年6月,《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正式获批,赋予了广东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在珠三角金改方案框架下,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的“金三角”着墨颇多,共同构成广东金融改革支点。

改革已启动一年,南方日报记者深入珠三角各地后发现,金改政策落地并不顺畅,“尚方宝剑”难以出鞘。如何把政策落地,变为金融创新“冲锋仗”,这考验广东地方主政者智慧。

●南方日报记者 龙金光 实习生 邹小玲 欧阳李宁 郭家轩 策划 贾肖明

“我们对南沙充满了兴趣,目前已签订了不少投资意向,但素来精明的香港投资者不会因为南沙推广会的高规格就冲昏头脑,要等政策细则公布才能确定投资方式和路线。”一家不愿具名的香港金融企业高管张先生对南方日报记者说。

近半年来南沙新区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十多场推介会,揽下众多项目。其中,南沙新区仅在5月13号的香港推介会中就吸金2000多亿元,不过具体的投资结构,南沙区政府并未透露。

“国家虽赋予了南沙新区涉及财税金融、对外开放、土地管理、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近30多条新政,但还缺乏细则”,张先生坦言,具体到金融政策,目前海外人民币现金流已超过1万亿元,其中80%在香港,投资者期许的是,香港8000亿元人民币,能否通过南沙有序回流?是否可以回到在岸投资、在岸贷款、在岸理财,或者说粤港之间的人民币离岸到在岸是否可以形成资金拆借的市场?这种尝试能否在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省使用?

事实上,广东同样期盼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方面先行先试。据了解,广东希望中央能支持广州南沙建立与自由贸易区相配套的人民币金融服务框架,开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允许试验区内实行市场化的跨境双向人民币投融资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区内“资金自由进出”,包括允许广东开展个人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支持广州、深圳开展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试点;支持广东设立外商投资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等等。

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建森看来,珠三角金融改革,应紧紧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推动粤港澳金融一体化,促进金融创新。但政策能否落地,关键看中国人民银行的放权程度。显然,只有给足空间,才有可能探索出新路,否则,仅仅挂个招牌,尝试些无关痛痒的变革,很难解决真正的问题。

珠三角的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亟待解决融资困境。粤港澳一体化的重点,在于依托港澳现代金融市场,为广东投融资主体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促进内地与港澳的双向跨境资金流动。

目前除了前海获得人民币跨境贷款的政策支持外,横琴与南沙的金融改革创新内容,在政策壁垒面前,相对显得举步维艰。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表示,珠三角金改的实质是在小区域内开放资本账户,从整体上看,对于资本项目放开的速度,目前学术界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放开太快弊大于利,难以应对潜在风险,一是认为加快放开的时机已经成熟。

从中央和监管部门的表态看,虽然认为需推动资本项目开放,但也需分步骤进行。如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发布的《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一文建议,在资本账户开放路径的选择上,1-3年开放直接投资及清盘;3-5年开放商业信贷、债券类和股票类证券以及不动产交易。至于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品等则要做更长远的安排。

具体到广东而言,杨涛认为,前海试点的跨境贷款等只是资本项目下开放的萌芽尝试,原未实现真正突破,其背后除了示范意义,粤港澳一体化的大背景也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在此情况下,尽管广东内部提出促进“金三角”的资本项目创新,但从国家层面上看,似乎在南沙复制这项改革的战略意义并不大,考虑到国家的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布局,目前在浦东建设的自由贸易区和资本项目放开,可能步伐会更大一些。

尽管区域经济金融试点建设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却一直对此持保留的态度。“金融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很难做到区域性试点”,周春生表示,限于资金的流通性,仅在一个试验区内进行改革难度颇大。金融改革试点,并不像房地产或其他类型商品,对于自由流动的资本而言,这在技术和监管上都存在风险和难度。

同时杨涛也表示,与跨境贸易、直接投资以及证券投资相比,跨境贷款并非主流的货币回流模式,也不能过于夸大和依靠其作用,应充分关注其他方面的机制创新。

显然,金改政策落地必须要得到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据了解,广东正在积极争取,希望参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部际协调机制”的做法,建立“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部际协调机制”,让横琴、南沙、前海真正撑起金融创新发展的“金三角”,同时也能在新三板、科技银行、保险资金投资等领域获得中央支持。

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全省金融业总资产高达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全国1/10。但金融业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突出,其中92%的资产集中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别仅占3.7%和3.1%,直接融资比重仅为26.7%。不难发现,目前广东省实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地方金融体系建设的平台和抓手也较为缺乏。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航运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甘爱平认为,广东新金融发展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新金融与传统金融相对应,是对传统金融的演进、延伸和补充,也是指金融业的创新。目前的新金融既包括新的金融业态,如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也包括新型的金融机构,如近年来设立的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包括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新业务,如私人银行、小微贷款等。这些金融创新,带动和促进了资源优化组合和高效配置,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以股权投资基金为例,来自投资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华北本土基金管理机构614家,管理资本5059.17亿元。华东基金管理机构600家,管理资本2612.44亿元;华南本土基金管理机构228家,管理资本1879.20亿元。

事实上,新金融已经成为了新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正处在新的孕育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也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环节。面对新能源、新材料,传统金融对这些风险高、周期长的新经济领域支持能力有限,亟需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积极支持和参与。

张建森表示,新金融的发展要以深度的金融市场为基础,而金融市场需要在金融中心集聚,金融中心所拥有的基础设施、机构、人才和资金优势,是金融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资料显示,北京上网执业会计师人数达到13000人以上,而广州、深圳的注册会计师只超过2000人,人才差距可见一斑。

促进金融业发展,在向中央要足政策的同时,本地的优惠政策落地不可缺位。

一个常被提及的案例是:从2008年起,北京、上海、天津纷纷出台对于股权投资的各种优惠扶持政策,而作为本土股权投资机构最为集中的深圳却迟迟未拿出具体鼓励政策。在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吸引下,有不少的深圳创投基金曾选择异地注册。

面对挑战,2010年7月,深圳出台《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不但对有限合伙制采取“先分后税”方式,而且还实施了两免三减半政策,很大程度上拉平了与上海、天津、北京之间的差距。

所谓两免三减半,是指对于股权投资基金,在营业收入方面,前2年按照形成地方财力的100%给予奖励,后3年按照形成地方财力的50%给予奖励;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前2年按照企业所得形成地方财力的100%给予奖励,后3年按照企业所得形成地方财力的50%给予奖励。符合条件的企业还将获得落户奖励等,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注册资本达到5亿元的奖励500万元、注册资本达到15亿元的,给予1000万元奖励,最高标准为注册资本达30亿元的,给予1500万元一次性奖励。

在给力的优惠政策下,很多股权投资基金纷纷回流深圳,推动深圳成为股权投资中心。

广州同样看好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不久前,《关于支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规定》正式印发,根据该文件,广州市政府将每年拿出超过3亿元扶持资金,奖励在广州注册或运营的从事金融或类金融活动以及与金融直接相关的机构和个人,海内外金融机构落户广州最高奖励2500万元,高端金融人才子女就学还有“绿色通道”,可以说是拿出了“真金白银”。但相比兄弟省市,广州同样有着提升的空间。

以上海为例。从2002年以来,上海已多次“出海”招贤纳士,尤其在2008年至2009年,上海先后两次组织招聘团,前往美国纽约、芝加哥等金融人才集中的国际金融中心招聘高端金融人才。上海还出炉了《上海市金融领域紧缺人才开发目录》,明确指出,符合《目录》的国内人才、海外人才等各类人才,在户籍、《居住证》、《外国专家证》办理、医疗保障、子女就学、住房等方面可享受相应的服务和便利。

近日天津市金融工作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天津滨海新区仅有津投租赁一家融资租赁公司,8年后,天津拥有了130家各类融资租赁法人机构,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占全国总额比例由原来的五分之一迅速提升至四分之一。

尤其是在2010年到2013年5月期间,天津市各类融资租赁法人机构由22家飙升到130家,实现了近6倍的跨越式增长;融资租赁合同余额也从1300亿元增加到了4000亿元。

得益于绝大多数融资租赁机构落户滨海新区,使得滨海新区成为了国内融资租赁的主要聚集区,产业聚集效应初步显现,在助推天津实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

“政策是滨海新区吸引融资租赁企业的‘杀手锏’”,相关负责人表示,以飞机融资租赁为例,东疆保税港区内的租赁公司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进口环节增值税由17%降低到4%。而去年出台的在东疆保税港区实施的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也使得滨海新区在融资领域的政策高地优势更加明显。

在获得“先行先试”资格后,天津开始发力推进金融要素市场建设,相继设立了天津股权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排放权交易所等10家创新型交易市场,形成了涉及产权、物权、股权、知识产权、金融资产和大宗现货商品的市场交易体系,取得显著实效。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信息系统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5月底,在交易所正式揭牌运行近三年时间内,该所累计成功转让项目5700多宗,累计成交额超过9572亿元,其中形成竞价交易400多宗,竞价溢价率平均达25%。

解码天津金融改革实践,不难发现,天津紧紧抓住了试验区自主探索的机遇,大胆突破既有政策框架限制,敢于发挥地方主观能动性,积极向中央申请政策扶持。

要加快广东经济的发展,必须打好金融牌。这里抛砖引玉,简单提几点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CEPA及先行先试创新政策,在南沙、横琴、前海“黄金三角”率先突破,加快金融对外开放,深化广东与港澳台金融互动。二是要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支持风险投资、股权基金、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三是积极培育本土金融机构(尤其是证券、保险),在财政、税收、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给足政策。四是深化金融创新旨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地方资本市场平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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